面对面交流是社会性动物的主要交流方式之一。每当看到野性世界里，猴子们聚在一起叽喳乱叫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人类的会议。每个人都开过会，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关于会议的记忆，不管是好的坏的、欢乐的悲伤地，都抹之不掉，挥之不去。
最早参加的会议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五岁多一点。我家就住“大队部”的隔壁，“大队部”是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白天在院子里玩儿，在“队部”办公室楼上的夹层中捉迷藏，晚上没准儿还能看电影。总之，那是孩子们娱乐的天地。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大队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很多人在里面吵吵嚷嚷的，不知道在干什么。我们的“娱乐场所”被大人们公然霸占了。一天下午，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从我家院子里往街上看，我发现一群群的人不断地向“大队部”聚集，一边走一边谈论着什么。“大队部”里的高音喇叭也在一个劲儿地叫唤着，吵得我有些心烦。我和一个小伙伴决定去看个究竟。哇，这么多人，比放电影时候的人还多！但现场的气氛很严肃，这可跟放电影完全不一样。大院子里临近我家院墙的那个砖砌的舞台上，我看见有几个袖子上戴着“红布圈圈”的人在来回走动，舞台边缘上还跪着一个人，被绳子捆绑着，低头朝向大家。半黄色的麻绳深陷在黑色的棉袄中，隐约可见。他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会议说了些什么，也不明白，但那个被捆绑的人以及他跪地的样子，则深深地印在了记忆当中，以至于每当我趴在我家梯子上向“大队部”张望的时候，总觉得那人仍然跪在下面的台子上。历史的印记，永远都无法抹去。
后来我知道了，那叫“批斗会”，因为这种会议后来几年很常见。
第一次朗诵会
我个子不算高，加上身子骨单薄，通过武力在同学中建立威望的路子肯定是走不通的，这让我很郁闷。四年级时候有一天，教语文的高老师突然把我叫去跟我说，让我代表班级参加全校的“朗诵大会”。听到这消息，我兴奋极了，出门时差点撞上老师房间的门框。不要笑我没出息，因为我等待这个自我表现的机会太久了。我选的朗诵内容是刚学过的课文《秋收起义》，我决定把它背下来，尽管这只是一个“朗诵会”。那是我第一次站在那么多人面前说话，怎么上去的以及怎么完成的朗诵，都不记得了，但同学们持久而热烈的掌声以及我从台上走下来时的那股神气劲儿，永远都无法从脑海中挥去。
这次“朗诵大会”让我知道，会议除了让人难受之外，还可以给人以鼓舞。
最大规模的会议
“三十万人大会！”当老师告诉我们要集体参加人数高达三十万的“洛阳市悼念周总理大会”时，我着实被吓了一跳。1976年初，我上初二，十几岁的我想象不出来那么多人在一起开会是个什么样子，但动物的自我保护本能告诉我，那里很可能不安全。我们是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到体育场的，老师再三叮嘱到了现场该怎么做，可我们一进入体育场，队伍就被打散了。我想找几个同学一起，可最后还是剩下了自己。我对自己的“人群对抗能力”始终缺乏信心，所以很快选择往周边撤退。我不知道从人群中间走到外围花了多长时间、费了多少力气，但被汗水浸透了的衣服足以说明其中的劳动量。
站到人群的外围倒是很“凉快”，麻烦的是，往前看，除了后脑勺，别的什么也看不见。所以，那个会议我其实并没有真的“参加”，因为连舞台长啥样没看着一眼，讲的啥更不知道；往后看，更可怕：身后是一个超级大的“无边界厕所”——男人们的排泄物，冒着温热的白烟和气泡，在泥土地上翻滚着，转过几个弯儿，消失在稍远处的土坑里。问题是，我可以管住眼睛不往后面看，但无法控制气味从后面钻进鼻子里来。所以，对于那个会议，除了一大堆后脑勺、“弯弯的流水”及其特殊的气味，别的一概没有印象。
最严肃的会议
会议开过很多，但最有仪式感的、最严肃的还是政治性的会议。1990年，我在北京大学研究生宿舍47楼2013室，通过党小组会议正式入党。我知道那是一个很严肃的会议，但现场的严肃程度还是明显高出了我的预期——平日里打打闹闹的同学突然变得正儿八经，让我感觉特别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很快演化为一种高度紧张——轮到我发言的时候，尽管做了充足准备，但还是语无伦次。当然，党员过关肯定是可以的，因为那毕竟不是什么演讲比赛，但我仍就十分自责——对自己在众人面前的表现感到不满。自那之后，我有意选择靠近“三角地”的食堂吃饭，以便在饭后逛逛附近的公告栏，看看有没有一些提升“当众表现能力”的培训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像跟这有关系，就赶紧报了名，参加了培训。我不知道最后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但还是拿到了一个金灿灿的红皮结业证书。
糟糕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就我自己组织的会议而言，最糟糕的经历是第一次国际会议。2001年3月，香港，国际会展中心，四五百人，一个国际性的专业会议。这次糟糕经历产生的原因是：经验不足、前期功课没做好——尽管自己认为找到了最强的合作伙伴：香港的一家知名专业媒体、北京的一家知名旅行社。问题出在了酒店和入住流程安排上：一些代表认为，承诺的四星级酒店与实际有出入，加上入住流程没有安排好——上百人长时间待在低矮狭小的酒店大堂，等待客房钥匙。等待的过程确实有些难熬，我发现有人开始交头接耳，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下午就有七八个人找到我，他们情绪激动，让我给出说法，什么道歉、补偿等内容他们都不愿意听。整个会议的几天时间我都在处理这件事情，我的心情就跟那几天香港的天气一样，一直阴沉着。
会议很快过去了，但阴影一直存在心里——它就好像一只定好了时间的闹钟，只要一开始办会，那阴影就会跳出来，向我发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