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一下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我们能够找得到的唯一的与现代意义上的“
会议”有关的活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会盟”。所谓的“诸侯会盟”就是各诸侯国开会并订立盟约的活动。这类活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活动或者国际会议。为什么偏偏在那个看起来乱哄哄的时期会有这样的“会议”而之后的两千年就再也没有了呢？
这实际上与“会议”本身的价值以及“会议”这类社会活动发生应该具有的基本条件有关。根据现在的定义，“会议”的价值有学习、分享、讨论、社交、激励与开展业务，而要实现以上的目标，会议的参与者就得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比如相对的平等性、自主性，以及对于会议效果的某种期待等。如果一个活动的参与者完全是被动的，“会议”开得怎么样跟自己没关系，那么“会议”的价值就无从发挥。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主气氛”比较浓厚，各诸侯国具有相对的平等性和自主性，所以“会盟”这样的政治性聚会才有可能在周天子的眼皮底下发生过数百次。不过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要么是一统天下的专制政府不需要，要么是多朝多国并存的情况下，相互之间认可的只有“拳头的力量”。
有人说，皇帝不仅在朝堂之上举办议事活动，还在各地举办“片区会议”或者“专题讨论会”，那不也是会议吗？有“会”——大家见面，但没有“议”——参与者之间平等的互动。只要有绝对权威存在，就不会有“会议”这一说。
中国历代的“轻商”传统，加上皇权专制，只会造就满街跑的小商小贩，不会有发达的商业文化，更别谈什么行业组织了。所以政府的“会议”不像“会”，而商业会议、社团会议压根儿就不存在。连“会议”都没有，哪里还会有什么不着边儿的“会议产业”。
我们目前处在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开放的时代，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干很多事儿，包括开会。在众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我们成为了“会议大国”。然而睁开眼睛看看地球上的每个角落，与我们在很多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我们在“会议”这件事情上所做的工作及其它所显露出来的效果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值得傲娇。与我们的GDP总额与可能的参会者总量相比，无论是作为现代运营管理工具的“会议”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还是会议产业作为一个新兴服务产业所展现出来的力量，都要小得多。
为什么美国人愿意花费占GDP总额约1.8%的费用在会议上面，而我们却连人家的一半都舍不得用呢？高额的会议花费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还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会议是一个科学管理的工具，或者说无论是政府、社团、企业，要想科学运营，就离不开会议这种工具。再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机构，如果没把会议这项工具用好，就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管理。顺着这个思路推论，先不说政府，如果中国的协会、企业把会议这件事儿都做好了，不仅管理水平有可能大幅提升，真正实现与国际接轨，中国会议与奖励旅游业目前的市场规模至少可以扩大3-5倍。
回顾一下历史没什么坏处，没准儿可以从中找到一些现在想要的答案。我们从以前的没有会议到如今滥用会议工具的“会议大国”，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都与科学的运营管理没有关系。由此带来的副作用是——会议还因此背上了“无聊”、“走过场”甚至是“藏污纳垢的工具”等本不该有的骂名。
从目前的情况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真正把会议这个现代运营管理工具用得不错的，主要是外企及少量具有国际化思维的民营企业，它们同时也是中国会奖旅游业的核心贡献者。尽管这部分企业占中国经济总量的比例并不高——大概两成左右，但如果没有它们，中国会奖旅游公司、公关公司将会失去九成以上的业务份额，会议中心、高星级
酒店及度假村也都将关张歇业。令人感到痛心的是，除了这一部分会议之外，成就我们“会议大国”之名的其它很多会议，目前还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损害着“会议”作为科学运营管理工具的名声。
政府、企业、社团是现代社会运行中三种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力量。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比较弱，企业及社会团体就很发达。中国政府的力量比较强大，社团就成了它夹在嘎鸡窝里的孩子——不需要自主判断和生长的能力；政府的亲生儿子——占我国经济比重约四成的国有企业，虽然高居垄断位置，个头巨大，但体弱而多病；中国民营企业的实力及所占经济份额正在持续上升，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们中的大多数仍没有达到企业发展的成熟期——会议及其运营管理——还没有放在主要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当中。
社会经济是向前发展的，科学管理是一切管理的发展方向。让我们期待更多的机构、更多的人加入到时代发展的潮流当中来，用好会议及奖励旅游的工具，这样的话，中国的会议产业就会变得更有希望。